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大清首富与首善胡雪岩高调人生灰暗结局【求医】

发布时间:2021-01-14 16:00:05 阅读: 来源:电动泵厂家

大清首富与首善胡雪岩:高调人生,灰暗结局

作为大清国的首富与首善,胡雪岩的崛起与失败都十分迅速,而其个人评价,则留给历史众说纷纭。与胡雪岩个人的宿命相比,我们这个民族似乎也在承受一种宿命:舆论和媒体哄抬“大善人”们时,很少质疑他们行善的银子来路如何、行善的细节尤其是结果如何,听风就是雨,于是总是被忽悠,行善便成为一种最为有效的公关利器,这实在是慈善二字的悲哀。只要与人分享点滴,即便是盗泉之水,便似乎具备了自我漂白的功能,如此,则天下之水还能有几滴未被盗泉所污?

1883年的冬天,来得比以往更为冷些。

一座巨大的冰山,在这个冬天迅即融化,把严寒传遍了整个大清国。

这座冰山,名叫“胡雪岩”。

自从进入了“改革”的快车道后,大清国就不再缺少有关富豪们的新闻,且大多数都是正面报道。他们的名头也因此传遍这个国家的每个犄角旮旯,成为人们崇拜的偶像。

胡雪岩就是这些偶像中的偶像。

在时人和后人的心目中,他的形象就是大清“首富”——其实无论在官场还是商场,比他更富裕的人多了去了,但他们因为低调而不为人瞩目;他也俨然成为大清“首善”——随着他那家著名的“公关公司”兼药店“胡庆余堂”的家喻户晓,他的名字也成为“大善人”的代称。

然而,就在1883年的冬天,胡雪岩轻轻地走了,挥一挥衣袖,不带走一片云彩——只留下遍地狼藉。

作茧自缚

如果这场生丝大战真的拖垮了“胡财神”的资金链,那只能说明,胡雪岩的财富,或许远远没有时人和后人所想象的那么高。

宋代陆游曾有诗云:“人生如春蚕,作茧自缠裹。”胡雪岩读书不多,或许没读过这句诗,但他却正是被“茧”困死的。

胡雪岩的“作茧自缚”,被后世的人们普遍描绘为一场悲壮的民族商业保卫战。据说,胡雪岩痛下本金2000万两,争购并囤积生丝,一是为了解救被洋人们欺压的蚕农,二是要为民族工商业争口气,最后,却因为卑鄙的洋人与同样卑鄙的官府相勾结,导致胡雪岩这位商业民族英雄的梦想被彻底粉碎了。

中国历史惯常以成败论英雄,作为一名彻底失败了的商人,胡雪岩却没有被当做落水狗而痛打,相反却赢得了其崇高的历史地位。搭建起这一历史神龛的最坚实根基,就来自于他的最后一战:与外商之间的生丝战争。

这是一个令人动容的悲情故事,但是,激情燃烧过后,我们还是应当从历史的废墟中,冷静地找找看其究竟发生了什么。

首先,胡雪岩究竟动用了多少资金,投入这场生丝大战?

当然,最可靠的应该是胡雪岩本人的财务记录,但是他被抄家后,一切有关他的直接资料几乎丢失殆尽,这导致了史料的极度匮乏。资料的匮乏,令不少后世研究胡雪岩所谓“商道”的人,居然把高阳写的小说作为依据。

有关胡雪岩采购生丝的资金,主要来自民间的野史记载。普遍认为,他为此动用了2000万两资金,《海光》杂志说他“二千万两出,一千二百万两归家”。后世的胡雪岩研究者也普遍采信2000万两投资款。但是,这一数据是相当可疑的,反证的史料相当确凿。

胡雪岩大批囤积生丝,始于1881年6月。胡在当月买进了3000包生丝,到1882年的5月份,他的存货达到8000包,10月份则达到14000包。这一数据,得到英国领事报告的支持。

根据美国学者斯坦利(John C。 Stanley)的研究,胡的存货应当是15000包。而根据《申报》(1883年12月9日)的报道,胡在脱手这批生丝时,先将2000包卖给怡和洋行,后又分两次将6000包及7000包卖给天祥洋行,“日内丝已卖完”。据此推算,胡所囤积的生丝亦为15000包。

14000——15000包生丝,对整个中国生丝市场来说,并没有达到可以控制供应的地步。1882年全国的生丝供应,约在50000包,而1883年因减产,也在30000包左右,两年合计约80000包,胡雪岩的存货,约占总量的17。5%,虽然对市场拥有巨大的发言权,能拉高价格,但绝对不可能达到随意操纵价格的程度。

当然,还有其他华商参与胡雪岩的统一行动,但从史料来看,他们的实力并不强。根据怡和洋行的内部通信,在胡雪岩大量售丝后的11月30日,上海其他丝商存丝仅余2500包。

在胡雪岩历时两年多的囤积拉动下,上海的一级生丝价格高涨,到1882年9月,每包生丝已经涨到17先令4便士,超过伦敦交易所的价格16先令3便士,出现严重的倒挂。根据怡和洋行的档案,当胡雪岩在1883年10月9日,将2000包生丝卖给怡和洋行时,每包的定价高达380两;而之后将剩余的生丝卖给天祥洋行时,价格在372。5两,并未下降多少。这是相当重要的信息,足以颠覆学界主流认为胡雪岩被迫低价抛售生丝存货的观点。

野史多说他在生丝生意上损失惨重,《海光》杂志说“二千万两出,一千二百万两归家”,损失就是800万两;清代的《见闻琐录》中也说他损失800万两,而《慎节斋口存》说“折耗至600余万金”。

其实,胡雪岩的生丝存货量按15000包计、每包单价按照被炒高后的市价380两计算,胡雪岩在其中的投资最多无非570万两,这与后世普遍宣称的2000万两投资款,相差甚远,而就算赔光了,也不可能损失600万——800万之巨。在这方面,英国驻上海总领事馆的估计比较靠谱:“由于金融吃紧, 胡光墉(胡雪岩)不得不抛售手中生丝, 生丝价格于是急剧下落。……胡光墉的损失高达150万两(35万英镑)。”(英国国会文件BBP,China,No。1, 1884) 就是损失只有150万两,一定也是将胡雪岩在上海投资丝厂的建设款项、预付给蚕农的定金等因素都考虑进去。

如果2000万两的投资款属实,则就算按照380两的市场高价,也可以囤积51900包生丝,相当于大清国在1882——1883年两年生丝总产量的65%!显然,这绝不可能。

以此推断,可以大致得出如下结论:

一、胡雪岩在这次生丝大战中,按照其抛售价格算,依然是在高位出手,不可能有大的损失;

二、如果真产生了大的损失,一定是其他环节出了问题,可能是他的资金成本、管理成本过于高昂;

三、如果这场生丝大战真的拖垮了“胡财神”的资金链,那只能说明,胡雪岩的财富,或许远远没有时人和后人所想象的那么高。

高举旗帜

胡雪岩成为商界偶像,主要就是其将中国特色的“政治——经济学”发挥到了出神入化的地步,凭借超级政府公关,而实现了从一无所有到大清首富的超常规、跳跃式发展。

有一点大致可以认定:胡雪岩收购生丝所动用的资金,无论是普遍认为的2000万两,还是上文推断的570万两,其财务成本不可能很高。

因为,胡雪岩有着低成本的资金支持,那就是他的阜康钱庄。阜康钱庄中的存款,既有千千万万升斗小民的活命钱,更有不少达官贵人的灰色或者黑色收入。为了结交权贵,胡雪岩有可能以高息支付给这些特殊储户。但是,在阜康钱庄中占据主流的,是暂存于此的国有资金,这些资金的成本是十分低廉的。

这正是胡雪岩被后世津津乐道之处。

胡雪岩成为商界偶像,主要就是其将中国特色的“政治——经济学”发挥到了出神入化的地步,凭借超级政府公关,而实现了从一无所有到大清首富的超常规、跳跃式发展。他从政府那里得到的回报是十分巨大的:除了黄马褂、红顶子等政治荣誉外,政府公款的代理权,成为他获取低成本巨额资金的主要来源。对他来说,不仅“穿别人的鞋、走自己的路”,更为重要的是,这双鞋的主人(政府)根本就不在乎鞋被谁穿了、穿多久、穿多破。

深谙此道的胡雪岩,不仅“穿别人的鞋”,而且还“戴别人的帽”——他把自己的生丝投机生意,包装成为抗击西方经济侵略的经济卫国战争。“江浙丝茧,向为出口大宗,夷商把持,无能与竞。光墉(胡雪岩)以一人之力,垄断居奇,市值涨落,外国不能操纵,农民咸赖利之。”(《异辞录》)

其实,长期以来,中国生丝的国际行情,并没有操纵在洋商手上,而是操纵在中国的丝行手中。这些中间商一面压低支付给农民的收购价,一面抬高外贸售价,两头获利。随着19世纪70年代苏伊士运河的开通,大量蒸汽轮船投入中欧航线,欧洲市场的生丝囤积量大为下降,同时,意大利等地的生丝产量也大幅提高,才导致生丝的定价权转移到买方手中。

胡雪岩将这样一种主要是市场因素造成的定价权转移,归咎于洋商的“经济侵略”,其目的自然是为了收购的便利。而在收购过程中,他在江浙两省白道、黑道上的过硬关系,成为其保驾护航的主要法宝,成功地囤积了大量生丝,推高了上海市场的生丝价格。

如果按照胡氏包装上的爱民爱国理由推算,他可以有几种选择:一是将此批生丝全部自己加工,不让老外染指,以“振兴民族工业”,但他似乎并没有足够的生产加工能力;而且,即使全部加工成了丝绸、甚至成衣,也还是要靠国际市场来消化。二是将此批生丝加价后卖给老外,将从外商那里所赚来的钱,分给蚕农们,解决局部地区的“三农”问题,建设新农村,或者干脆捐给国家——显然,他也并无如此计划。

胡雪岩的囤积,的确令他自己获得了极好的市场谈判地位。外商们愿意加价收购他手中的生丝,根据并不可靠的野史说,这一加价幅度高达800万——1000万两,但距离胡雪岩心目中的价位,还相差200万两,因此胡雪岩没有松口。

怡和洋行的档案表明,在1883年4月、8月,他们两度与胡雪岩接洽购丝,胡不肯让步,“自信心甚强,因为本季丝收极歉”。10月9日胡雪岩才“卖”了2000包给怡和,却不是单纯的销售,而是合伙经营(Joint account)——单价定价380两,但胡只卖一半,保留一半的股权,待这批丝出手后再与怡和洋行平分利润。这当然并非转卖,而是合伙。

更为吊诡的是,11月中旬,胡雪岩欠汇丰银行的一笔10万两到期,宁可续贷,也不愿意卖丝。续贷的10万两,由汇丰银行先交怡和洋行,再由怡和洋行借给胡雪岩,总的年利息为一分(10%),汇丰得八厘,怡和二厘。这其实是拿2000包生丝的预期收益作为抵押,从怡和洋行融资。这说明,一、胡雪岩的资金周转已经出现问题;二、他对生丝的行情依然看好。至于高调的所谓对抗洋商,则早已抛到了九霄云外,胡雪岩考量的只是经济利益,与洋人是又对抗又联合,无关民族感情。

点金之术

这种高调的背后,如果不是因富而狂,则完全可能是一种包装——其实他并没这么富,却故意显得这么富,以增强市场对他的信心——在当代诸多的融资大案中,我们已经对此类自我包装的“富豪”并不陌生。

如果胡雪岩的生丝投资不到1000万两,而且损失并不很大,却因此拖垮了“胡财神”的资金链,那么,胡雪岩的财富实力绝对值得怀疑。

一般的野史,基本认定胡雪岩的个人财富为2000万两左右,如费行简的《近代名人小传》认为:“(胡雪岩)私财亦二千万。”这一数据,也被当代不少胡雪岩研究者和崇拜者所接受。

根据购买力推算,1两白银约相当于现今的200元人民币,也就是说,胡雪岩的家产总价值约为40亿元人民币。按照2010年胡润百富榜的标准,胡雪岩可以排在344名,只有首富宗庆后800亿元的1/20。这当然离“首富”还很遥远,但“富豪”二字可以说是板上钉钉的。

最为关键的是,胡雪岩为人极为高调,即便在媒体并不发达的当时,也已成为几乎家喻户晓的明星级人物。《一叶轩漫笔》说他“富可敌国,资产半天下。” 汪康年的《庄谐选录》说他“富坍封君,为近今数十年所罕见。”

有关他豪奢的各种段子,一直广为流行。李宝嘉的《南亭笔记》记载,胡雪岩有次经过一家成衣铺,看到有个姑娘倚门而立,颇苗条,就多看了几眼,被姑娘察觉,关门入内。这令胡雪岩大怒,就派人去提亲,要纳之为妾。姑娘的父亲起初不肯,但当胡雪岩的价开到“七千元”(此处应为银元,1银元约相当于0。7两白银)时,就同意了。成亲之夜,胡雪岩送完宾客后,入洞房,“开樽独饮,醉后令女裸卧于床”,并命仆人拿着蜡烛在旁照亮,“回环审视”,然后大笑道:“汝前日不使我看,今竟何如?”笑完就走了。次日,胡雪岩派人告诉新娘:“房中所有悉将去,可改嫁他人。”结果,这个只被看了一夜的姑娘,获得了“二万余金”,“遂成巨富”。

同书也记载说,胡雪岩为了重赏演戏者,“命以筐盛银千两,倾之如雨,数十年来无有能继其后者”,甚至胡家的“司机”(舆夫),也是“相随既久,亦拥巨资,舆夫有家,兼蓄婢仆,入夜舆夫返,则呼曰‘老爷回来了,快些烧汤洗脚’ ”。

此类传闻,真假并不重要,关键是胡为何如此高调露富,莫非他不知道韬晦藏富之道及枪打出头鸟的风险?这种高调的背后,如果不是因富而狂,则完全可能是一种包装——其实他并没这么富,却故意显得这么富,以增强市场对他的信心——在当代诸多的融资大案中,我们已经对此类自我包装的“富豪”并不陌生。

就算假设胡雪岩的个人财产果然是2000万两,他又是如何挣得的?

这方面的史料,同样极度匮乏,于是,野史中就只好拼命猜想。《异辞录》甚至认为,胡雪岩的第一桶金来自太平天国战乱中操纵银价:“江南大营围寇于金陵,江浙遍处不安,道路阻滞,光墉(胡雪岩)于其间操奇赢,使银价旦夕轻重,遂以致富。”这种“倒汇”行为,当然能赚钱,但不可能致富。

我们可以确定的是,胡雪岩的生意分为两大类,一是“特种”生意,没有特殊关系做不到的,比如为政府采购军火、机器、筹措外资贷款等;二是“正常”生意,比如生丝、大米等大宗商品的倒卖,或者钱庄、当铺等金融行业。这些生意中,唯一能查到足够多确切史料的,是胡雪岩过手的大清国对外借款。

胡雪岩的主要靠山,是左宗棠,胡其实是左的“财政部长”。左宗棠受命西征新疆,因为军费无着落,在胡雪岩的策划下,左宗棠说服了中央,从外资银行贷款,总共借了6次,总额为1595万两,史称“西征借款”,全部由胡雪岩经手。

当时,国际市场上的借款利率,一般为年息三厘(3%),很少超出五厘(5%)。但是,6笔“西征借款”,最低的年息9。75%,最高的居然达到了18%,超出资本市场行情的2——6倍。这其中,多笔借款并非银行直接贷款,而是由承贷银行发行债券,从包括上海在内的金融市场融资而得。其中一些资金,其实还是中国的“内资”,只是通过外资银行转了一道,银行用自己的信用对债券做了担保,自然要加收部分费用在内。

在西征借款中,外资银行实际收取的年利率为8%——10%,银行在其中的获利空间已经相当大。而报给大清国中央的利率,远比这还要高,这就是胡雪岩在左宗棠默许甚至合伙下所加的“帽子”(浮报)。

根据左宗棠的奏稿,及相关资料,胡雪岩在6次西征借款中的利率浮报情况见下表。

从这份表中可以看出,利率浮报最多时,居然高达本金的10%,比外资银行收取的8%还要高。而浮报利息金额最大的是第四次贷款,虽然年利率只浮报了5%,但因为贷款本金高达500万两、年限高达7年,总的浮报金额高达175万两。

吊诡的是,胡雪岩的这种浮报居然是在左宗棠的保驾护航下半公开进行的。以1877 年的第四次贷款为例,汇丰银行索取的年利率为一分(10%),左宗棠已经报给了中央,但随后改口,说是月息一分(原折如此,但似乎应是月息一厘1%)、年息一分二厘(12%),这就多出了2%。随即,左宗棠再度改口,说考虑到外币与银两之间的兑换风险,如果要“包认实银”(借银还银,而非借银还金),外方还要每月加息,通算下来,月息就成了1。25%,折合年息为15%,如果是闰年的话,年息就是16。25%。而汇丰银行虽然实际收取年息10%,但其发行债券后,实际年息是8 %,银行赚了2个点。8%的高利率,也令这批债券成为金融市场的抢手产品,香港投资人超额认购,认购数超出了配额的17 倍,伦敦市场的配额发行完毕后,没几天就开始猛涨。根据英文的《北华捷报》在1879年2月28日报道说,当年的汇丰银行股东大会上,汇丰董事长坦陈:在损益计算书里,“从1877 年中国借款中所得的好处是很可观的。”2%的毛利空间,足以让规模如此巨大的汇丰银行兴奋,而胡雪岩一口气就赚了5%的净利润,令银行自叹不如。

1879年,时任中国驻英公使的曾纪泽,在日记中痛斥胡雪岩:“奸商谋利,病民蠹国,虽籍没其资财,科以汉奸之罪,殆不为枉。”

刘坤一看不下去,曾致书左宗棠说:“此间认借洋款,自不能不照胡道(胡雪岩)办理,以期妥速。然每百万利银至二十四万之多,所耗不赀,我中堂想亦万不得已而偶一为之也。”令刘坤一郁闷的是,左宗棠并非“偶一为之”,而是连借6次,最后两次借款时,新疆的军事行动已经停止,本无必要以如此高的成本获得资金,但还是照借不误。其中内幕,不能不令人遐思无限。

将6次“西征借款”汇总可得,落入胡雪岩个人腰包的浮报利息款高达288。33万两,与外资银行实际收取的总利息748。47万两相比,胡雪岩的所得相当于外资银行所得的38。52%。这实际上是胡雪岩从国库中搜刮而得,而这种“生意”对于胡雪岩来说,简直是无本生意。

胡雪岩在其中还有一笔收入,那就是外资银行支付给他的“佣金”。根据国内学者的研究,这笔佣金可能是外资银行实得利息的1/3,也即249。49万两。如果加上这笔收入,则胡雪岩实际所得为537。82万两,超过外资银行的实得利息498。98万两。

如果只计算胡雪岩浮报所得的利息收入288。33万两,其在胡氏传说中的2000万家产中,就占到了14。42%;如果将胡雪岩完全可能获得的台面上的佣金也加入,则在其家产中,“西征借款”的贡献率高达26。89%。只因手中有权,转转手就能赚到比银行还多的大钱,这是后世绝大多数崇拜者们望尘莫及的。

靠权力吃贷款差额和佣金之外,胡雪岩的另一大支柱产业金融业,其依托的也是权力带来的低成本公款存款。《异辞录》说他“藉官款周转,开设钱庄,其子店遍布于南北,富名震乎内外。官商寄顿钱财,动辄巨万,尤足壮其声势……国库收支有时常通有无,颇以为缓急之计。”包括高达1595万两的“西征借款”在内的各种公款,都是从外资银行的账号或者政府的财政账号上,直接划到阜康钱庄,然后由胡雪岩进行调度、分配、使用,其间有足够的时间进行腾移挪用,成为胡雪岩低成本甚至免费的资金库。

虽然没有确切的数据,说明在胡雪岩的财富中,钱庄生意的贡献率究竟有多大,但可以肯定的是,钱庄是胡雪岩“正常”生意中的支柱产业。此项与外资贷款的差额和佣金结合,基本可以认定,构成胡雪岩财富基础的,其实没有一件是“正常”生意——与其说他经营商业,不如说他经营权力。

胡大善人

在那些被后人们津津乐道的胡氏“商道”中,这种将慈善作为公关手段的做法,是其中重要的法则之一。将慈善作为企业营销的“二奶”,或许正是胡雪岩开创的先河。

胡雪岩在成为大清“首富”的同时,也同样成为大清“首善”,只不过,这两个头衔都是传播学意义上的。

胡雪岩的慈善事业,与他的“商业”一样,可靠的史料并不很多。大致上,他的慈善可以分为两类。

一是在家乡的行善。在太平天国战争中,杭州受到重创,战后,胡雪岩受命于左宗棠,主持杭州的战后重建,“始则设粥厂,设难民局,设义烈遗阡,继而设善堂,设义塾,设医局,修复名胜寺院,凡养生送死赈财恤穷之政,无不备举。” “尝于冬日施丐,每人棉衣一件又钱二百文,一时托钵之流颂德不置。”这为他在家乡赢得了“胡大善人”的称号,“至于委巷小民,白屋寒士,待胡而举火者,咸颂胡祷胡不置。” (《庄谐选录》)

二是在一些官方行动中,积极捐助。比如,当左宗棠出征陕甘时,他捐赠了“飞轮开花炮”,“精致灵便迥异寻常”;左宗棠出征新疆时,他捐赠了“飞龙夺命丹”等丸散药品;左宗棠出任两江总督,奉中央命令赈济山东水灾,财政无钱,也是胡雪岩垫付了20万两。在饿死千万人的“丁戊奇荒”期间,胡雪岩积极捐赠,“为陕西捐银5 万两,为河南、山西各捐银1。5 万两,为山东捐银2 万两,制钱3100串,另有新棉衣3 万件,合计银钱米价棉衣及水陆运解脚价估计已在20 万内外。”(《光绪朝东华录》)左宗棠因此报告中央说:“其好义之诚用情之挚如此,察看绅富独力呈捐,无如其多者。”

胡雪岩的这些善举,收益也是很大的。“朝廷有大军旅,各省有大灾荒,(胡雪岩)皆捐巨万金不少吝,以是屡拜乐善好施之嘉奖,由布政使衔候选道被一品之封典,且赠及三代如其官。”(《庄谐选录》)胡本人的级别,因此一路上升,直到从二品的“布政使衔”,相当于省部级领导干部。依靠这些“善举”,胡雪岩也为其老母亲赚来了正一品的封典,突破了自己作为捐班出身的品秩限制,“子以母贵”,得以在杭州按照一品级别大建豪宅,与浙江的省级领导们称兄道弟、平起平坐。胡雪岩自己也因“善举”赚到了一件黄马褂,“以小贩贱竖,官至江西候补道,衔至布政使,阶至头品顶戴,服至黄马褂。”(《越缦堂日记》)攀上了人生的巅峰。这些在权力就是第一生产力的大清国,不仅是巨大的政治荣誉,也是制造财富的资源。

在这两种慈善行为中,第二类其实是完全围绕左宗棠而进行的政治贴金游戏,积极响应、热烈号召、慷慨解囊的背后,只有一个标准:是否有利于左宗棠。这种目标极其明确的政治贴金游戏,也成为胡雪岩收效显著的政治投资行为,几乎每捐一笔,都能成功地转化为政治上的收益。相对来说,第一类在家乡举行的慈善行为,相对功利色彩较少,但时人依然认为这是胡雪岩“时出微利以饵士大夫” (《越缦堂日记》),这个“饵”字十分精到地描绘了胡雪岩的慈善动机。

胡雪岩的产业之中,有一家大名鼎鼎的胡庆余堂,这成为胡雪岩作为“大善人”的重要证据之一,因其对内要求“戒欺”,对外宣布“真不二价”,并且常对贫民发放免费药品,而被后世奉为慈善的典范。其实,对于任何商业来说,“戒欺”是必须坚守的道德底线,至于“真不二价”,这与其说是一种奉献,不如说是一种高明的定价策略。而胡庆余堂为贫民免费发放避瘟丹等常用药,即使在高阳那本将胡雪岩作为英雄来描绘的著名小说中,也承认这无非是一种广告策略而已。

可以肯定的是,胡庆余堂从来都是一个营利机构,而且盈利能力相当不错。即使在胡雪岩败落之后,胡庆余堂的股份被其子孙卖出,新的股东也照样每年为这一“名牌”而给胡家支付红利3000元,成为胡家子孙们一笔重要的“外财”。在胡雪岩的产业链中,没有一项产业如同这家药店一样,不仅成为供应利润乳汁的奶牛,而且还供应着极高的知名度和美誉度,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两手抓、两手硬、双丰收。

在那些被后人们津津乐道的胡氏“商道”中,这种将慈善作为公关手段的做法,是其中重要的法则之一。将慈善作为企业营销的“二奶”,或许正是胡雪岩开创的先河。而那些“胡氏商道”讲师们经常忽略的一点是,胡雪岩更为高明之处在于,他的“慈善二奶”居然还自带嫁妆——善款本身就来自于“特种”经营的收入,而慈善又巩固和加强了“特种”经营。根据左宗棠在为胡雪岩请赏时的说法,胡当时的慈善捐款,累积约为20多万两,如果按照当时普遍流行的民间拆借利率12%计算,仅胡雪岩从“西征借款”中浮冒所得的288万两,每年也能稳得34。56万两的利息,足以冲抵慈善的开支。这种可持续发展的“循环”“慈善产业”,本小利大,傻瓜也不会放弃,何况胡雪岩如此冰雪聪明的人呢?

冰山融化

清查的结果令政府大惊失色:仅北京分号查出的亏欠公私款项,就高达1200万两,胡雪岩居然是个“空心大老倌”。

能捞钱、又能捞名,胡雪岩自然奠定了“首富”和“首善”的地位——尽管只是在大众传播意义上的。因此,当小小的生丝生意扳倒胡雪岩时,不仅舆论愕然,他自己也一时懵懂而不可理解。

“胡大冰山”的融化,是在1883年的冬天,而在这年的10月份,胡雪岩还死死咬住自己的生丝存货,只“卖”给了怡和洋行2000包,还是合伙经营。根据怡和洋行的档案,一个月后,11月29日,胡雪岩将所有的生丝存货卖给英商的天祥洋行(Dodwell & Co),售价并不低。但是,野史几乎众口一词说他贱卖,如《异辞录》上说:胡雪岩“不得已而贱售,西语谓之拍卖,遂露窘状”,而其原因是“在同光时代,世界交通未若今便,不通译者每昧外情,且海陆运输,利权久失,彼能来我不能往,财货山积,一有朽腐,尽丧其赀”。显然,在这关键一点上,野史与正史出现了巨大的矛盾。

更为吊诡的是,胡雪岩将生丝存货出手后仅两天(12月1日),他的阜康钱庄就轰然而倒,随后居然拖垮了整个资金链和产业链,闹到了破产抄家的地步。这种时间上的“无缝链接”,自然很容易令人将生丝脱手与阜康倒闭联系在一起。12月6日的《申报》也指出:“有谓其(胡雪岩)丝货亏折者……然丝货业经售出,纵有所折,亦未至若是速也。”也有分析认为,胡雪岩虽然将生丝存货出手,“惟价银恐须陆续收回,一时未悉数到手”。这些分析是十分有道理的,胡的生丝存货虽然脱手,但是货款未必能回收如此之快,如果这种资金的缺口高达上百万,即令胡雪岩果真有2000万的家底,其流动性的匮乏,也足以致命。

问题恰恰在于:此时的大清国金融市场,银根极为紧缺,流动性全面匮乏。

1883年对于大清国乃至全球来说,都算得上是个灾年。上一年源自美国铁路投资泡沫破碎的国际金融危机,已经蔓延到了上海,本土钱庄接连倒闭。这些钱庄资本金极低,依靠山西票号及外资银行的短期拆借运营,谋取暴利。并且,在1882——1883两年,作为大清国改革开放象征的大型国企,如开平煤矿和轮船招商局等,也纷纷登陆上海股市,令上海股市迅速泡沫化。到1883年9月,大清国企股票的泡沫破裂,开平煤矿和轮船招商局这些“牛股”都变身为“熊”,开平股价从260两开始跳水,先是下跌至70两,最终居然跌至29两;招商局股票也跌至34两。与上年9月相比,这两家公司的市值足足蒸发了87%。而本就超负荷运营的钱庄,此前大量购进了这些股票,被深度套牢。1883年10月份,谨慎的山西票号与外资银行同时收紧银根,钱庄资金链立即崩断,而此时的胡雪岩还在咬牙坚持,不愿意将生丝存货脱手。

在银根收紧、市道萎靡的同时,中国与法国在越南剑拔弩张,战争一触即发,谣传法国舰队可能会攻击上海,这也加剧了金融市场的恐慌。而对于胡雪岩来说,当年意大利生丝的大丰收,彻底击碎了他继续囤积生丝的梦想,只能赶紧脱手。英国驻上海总领事馆的报告说:“(1883年)生丝行情波澜迭起, 六月时预测, 生丝产量要低于常年的平均水平……同时又传闻意大利的生丝生产欠佳, 因而上海市场生丝价格飞涨, 中国商人多从内地出高价收购。但新生丝从中国内地运到上海时, 销路不佳, 又因已证实意大利生丝丰收, 外国商人由此断定生丝的需要量已经足够, 不收买胡光墉手中量达14000包的存货。在三个月之间, 胡光墉不肯降价, 外国商人又观望不买, 以致市面呆滞。”(英国国会文件BBP,China,No。1, 1884)

胡雪岩其实是幸运的,他的生丝成功脱手,损失并不惨重。但是,款项的回收还要一段时间。致命的是,作为左宗棠最得力的助手之一,他在此时被左宗棠的政敌李鸿章牢牢锁定了。李鸿章的助手盛宣怀亲自坐镇上海,组织对胡雪岩的“定点清除”,致命武器就是 “西征借款”中一笔即将到期的还款80万两。

根据“西征借款”的合同规定,胡雪岩的阜康钱庄既负责接收和管理借款,也负责归还本息。而根据官方的统一安排,“西征借款”由各省分摊还债,各省按期将款项统一汇到上海,由上海市长(“上海道”)汇总后,交胡雪岩的阜康钱庄支付给外资银行。

如今,这笔80万两的还款即将到期,各省的解款也都已经到账。但是,关键在于,此时左宗棠虽然是两江总督,但“上海道”邵友濂却是彻头彻尾的李鸿章派系人马。“县官不如现管”,李鸿章、盛宣怀要求邵友濂用各种办法,拖延此笔款项20天。“上海道邵小村(邵友濂)观察,本有应缴西饷,勒之不予,光墉(胡雪岩)迫不可耐” (《异辞录》)这20天,就是盛宣怀发起攻击所需要的时间。

上海道的款项没能及时拨过来,而外债却事关国家体面,一天也不能拖延,根据合同,胡雪岩的阜康钱庄便先垫付了80万两,这令胡雪岩的资金链更为紧绷。

掌控着全国电报系统的盛宣怀,对胡雪岩的资金调动情况了若指掌。待80万现银离开胡雪岩的账号,盛宣怀立即大放风声,说是胡雪岩因生丝投机失败,巨亏之下,已经难以为继,鼓动储户们提取存款。

挤兑风潮首先攻击了阜康钱庄在杭州的总部,随即引发雪崩效应,全国各分号都同时受到挤兑。

《申报》将这种挤兑的原因,归咎于胡雪岩处置失当,导致内部资金短缺的问题暴露于世。1883年12月3日的《申报》说:“阜康雪记,巨号也,名埠皆设立庄口,专作汇兑。前日因有解出银数十万两,而本埠近日市面甚紧,一时无从调补,其经事人竞避往宁波,以致合市皆知,不能弥缝,遂也停歇。”而此时的胡雪岩,既不在上海,也不在杭州,而是在宁波设法说服当地的债权人宽容时限。

无论如何,此时“风声四播,取存款者云集潮涌,支持不经日而肆闭”。(《异辞录》)到了这种时候,就算胡雪岩富可敌国,其许多资产也难以及时变现。身为两江总督的左宗棠竭力出手相助,但已经无法控制泛滥的市场恐慌局面。更多的在阜康钱庄存了巨款的高级干部们,此时急红了眼,要求中央干预。中央于是发文:“现在阜康商号闭歇,亏欠公款及各处存款为数甚钜,该商号江西候补道胡光墉着先革职,即着左宗棠饬提该员严行追究,勒令将亏欠各地公私款项赶紧逐一清理,倘敢延缓不交,即行从严治罪”(《光绪实录》)。

多重打击之下,阜康钱庄各地分号纷纷关闭,“京城、上海、镇江、宁波、杭州、福州、湖南、湖北等地所在的阜康各字号同时全行闭歇”(《光绪政要》户部奏折),而清查的结果令政府大惊失色:仅北京分号查出的亏欠公私款项,就高达1200万两,胡雪岩居然是个“空心大老倌”。

于是,中央下令抄家。当杭州知府吴世荣率领钱塘、仁和两县令,带兵前往胡雪岩的豪宅抄家时,发现其“所有家产,前已变抵公私各款,现人亡财尽,无产可封”。一代巨贾,至此“身败名裂,莫为援手,宾客绝迹,姬妾云散,前后判若两人”。到了这种地步,户部居然还要将胡雪岩当年因“西征借款”而花费的“行用补水”(公关开支)10万两,从胡雪岩的“备抵产业内迅速变价,照数措齐”。这令左宗棠十分尴尬,因为根据大清国的财务制度,这笔开支可以光明正大地作为正项报销,实际上也已经左宗棠签字,处理完毕的。左宗棠自然要帮胡雪岩、也帮自己顶一顶,但并无效果。不久,左宗棠因病离任,曾国荃代理两江总督,也帮胡雪岩说话,但中央依然不松口,要求从胡雪岩备抵产业的变卖价款中扣出,这令胡雪岩至死还亏欠着公款。待到左宗棠病逝(1885年7月),户部尚书阎敬铭干脆要求中央将胡雪岩“拿交刑部治罪,以正国法”,并将其家属“押追着落,扫数完缴”。逮捕胡雪岩的命令尚未执行,胡雪岩就在郁闷中去世了。

来源《中国经营报》 文/雪珥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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