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淳菁阁张研农与商务印书馆往来信札_[#第一枪]

发布时间:2021-06-07 17:37:58 阅读: 来源:电动泵厂家

某天,我与朋友约好去选购他的一些笺纸,挑选了几张后,顺手翻看旁边的一个册子,有几页信札,其中一纸落款淳菁阁店主“张研农”的引起了我的注意。粗看内容,竟与《陈师曾遗墨》有关;细细检点,发现与张研农先生有关的信札一共4份:1932年8月12日张研农先生致上海商务印书馆信札一通两页,张研农先生手填上海商务印书馆保证书一份,8月19日上海商务印书馆回复张研农先生信札草稿及打印稿各一份,9月29日上海商务印书馆回复张研农先生信札草稿及打印稿各一份。

淳菁阁在刻铜中占有重要地位,是仅次于同古堂的与荣宝斋、两明斋、清秘阁等刻铜名店齐名的店铺,除刻铜文具外,其主营业务也包括书画、印章、笔墨纸砚等。

关于淳菁阁,朱兄帖子中曾有专门论述,兹引述如下:

淳菁阁

朱瀚

在一九一五年至一九二零年期间,淳菁阁南纸店在宣南琉璃厂成立。

淳菁阁主(店东)名叫张恬,字研农,亦做砚农、彦农,北京通县人,为大画家陈师曾之门人,善画花卉。

淳菁阁南纸店位于琉璃厂西街,由清秘阁向西走,路北第一家便是淳菁阁。淳青阁的斜对门便是北京同古堂、松古斋、商务印书馆等店。

淳菁阁南纸店的主要业务为销售书画以及印章、笺纸、墨盒等文房用具,此外也出版一些书籍。

在书画方面,淳菁阁与北京知名书画家保持着非常紧密的合作关系,合作过的书画家包括齐白石、陈师曾,姚茫父、溥心畲、丁佛言、马晋、赵拙存、李桢、金城、杨天骥、夏寿田、杨令茀、冯臼、陶溶等。

在印章方面,淳菁阁与当时一些知名篆刻家合作,其中包括陈师曾,齐白石,王寿祺(王福庵)等。

笺纸是淳菁阁的另外一大特色,特别是陈师曾的所作的诗笺,虽寥寥数笔,但潇洒不俗。淳菁阁用木板水印法制作过的花果笺、唐画壁砖笺被收录于鲁迅与郑振铎所著的《北平笺谱》一书。当时北京琉璃厂出售彩笺的品种最多的当属清秘阁、荣宝斋、宝晋斋、淳菁阁等南纸店。淳菁阁的木板刻工人皆称之为张老西,住厂西门,其技能为一时之最,其大名为张启和。

淳菁阁不是专门从事墨盒制作的店,但通过在书画领域的优势,淳菁阁接受客户委托定制一些墨盒,其中部分为与其合作的知名书画家亲笔画铜作品。淳菁阁主张恬与北京同古堂张寿丞友善,张寿丞当时为淳菁阁刻制了很多精品墨盒。

淳菁阁南纸店从上世纪二十年代一直经营到了解放时期,在之后的公私合营与重整过程中最后消失在琉璃厂历史的长河之中……

前些年,陆续有书画家,如陈师曾、齐白石、溥心畬、丁佛言等致淳菁阁店主张研农先生信札上拍,这些信札印证了淳菁阁与他们的交谊。细细梳理这几封信札中的信息,可知主要内容是张研农先生就淳菁阁寄售《陈师曾遗墨》、《陈师曾风俗画册并题词》两书所存数量与结账情况与商务印书馆的核对情况。其中两点颇为值得关注。

其一,查找相关资料,得知张研农先生在陈师曾去世后,即着手编辑出版《陈师曾遗墨》以纪念这位亦师亦友的画家。次年,《陈师曾遗墨》第一集便出版了,至民国十七年(1928年),《陈师曾遗墨》共十二集全部出齐。

从相关资料看,淳菁阁是画册的编辑出版者,而上海商务印书馆则是此书的全国发行者,淳菁阁既是出版者,也是经销者。

结合当年不少琉璃厂店铺出版画册、图书的情况可知,旧时的具有一定实力的书画文具店的店主并非一味逐利的商贾市侩,他们中的许多人虽然出身贫寒,但与文化人的接触中注重提高自身修养,最终成为令人敬仰的儒商,如张越丞、张研农等。他们与书画家有着良好的关系,并鼎力支持、参与相关的艺术宣传与推广活动,出版图书、画册便是其一。其他如荣宝斋、文斋、邃雅斋、文宝斋等也均有图书画册出版。

其二,在商务印书馆回复张研农先生的两封信函中,均提到了库存师曾画册“同罹浩劫矣”、“在闸北均已被毁”。文字不多,但却揭示了一段令人难以忘却的历史——发生于同年的上海“一•二八事变”。恰巧手头存有一册侵华日军出版的《皇威辉辉——中支展望》,其中有几张商务印书馆被日军飞机大炮轰炸后的图片,令人惨不忍睹!关于商务印书馆在这次劫难中所受损失,从网上查到了一些资料,引述如下:

1932年1月28日,侵华日军在上海闸北寻衅向中国军队发起进攻,中国军队奋起抵抗。日军不得逞,遂于次日出动20多架飞机狂轰滥炸闸北一带,商务印书馆多处中弹后着火,印刷机械全部烧毁,纸灰飞达数十里之外。2月1日,被誉为当时“中国最大之私人图书馆”(《申报》1926年5月1日)——东方图书馆也“悉数被焚,殊为痛惜”(《北平晨报》1932年3月17日)。

东方图书馆前身,为商务印书馆编译所附设的图书资料室——涵芬楼,1924年春扩建为“东方图书馆”。经张元济、王云五等人的苦心经营,至1931年底,该馆馆藏中文书268000余册,外文书8万余册,图片5000余张,中国古画10余轴。

馆藏善本皆为稀世之宝,如:旧四部(经、史、子、集)各种版本(宋、元、明、清、抄本、批校本、稿本、杂本)总计2745种、35083册;全国22省地方志2641种、25682册其中元本2种、明本139种。当时全国地方志应有2081种,东方图书馆藏有1753种,占总数的84%。“故其庋藏,良椠甚多,海内除国立北平图书馆及北平故宫博物院图书馆以外,殆无与为匹焉。”(朱士嘉:《中国地方志综录初稿序》,载《地学杂志》1932年第1期)

另“有15世纪前,所印之西洋古籍图照五千余种,内有罗马教皇凡的康所藏明末唐王、太后、太子及司礼太监皈依天主教皇之影片”(《申报》1934年2月6日)。“又,荷兰出版之《通报》、英国亚洲文会出版之《学报》、德国出版已达百年之《理比希化学杂志》,公元1832年香港出版之《中国汇报》以及《爱丁堡评论》等,殆为远东孤本。国内杂志,则有《外交报》、《新民丛报》、《国闻周报》全份。”(陈万鼐:《中日战争图书劫》,载《故宫文物月刊》5卷4期,1987年7月)。

以上“亚东唯一之文化宝藏”,“全部被毁于日军炮火之下,其损失非金钱所能计,实为世界文化史上莫大浩劫”(《申报》1934年2月6日)。

巧合的是,那天所购笺纸中,恰巧有几张商务印书馆涵芬楼依照其所藏宋版书而刻制的笺纸。透过它们,似乎真切地感受到了宋版书那宽大的开本,绵白柔净的纸质,疏朗规整的宋体字,加上笺纸那特有的淡雅色彩,极为可人儿。但我的心情却是既兴奋又有些许郁闷,因为它们的原版——那些珍贵的古籍已在炮火中灰飞烟灭了!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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